汪氏源流

评玄锡公以今传否定旧传的错误

2016-07-08 18:23:43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
 

评玄锡公以今传否定旧传的错误

——简论汪王正宫夫人为九陇之女钱氏

一、玄锡公按语

清顺治壬辰年(1652),汪澍、汪士亮等修辑的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在刊载胡伸著《唐越国汪公行状》篇末附上了汪玄锡公谨按:

越国公行状用宋胡伸追撰者,故罗鄂州考实多辨其误。近于歙谱得见公传一篇,其载两娶钱氏及九子所出甚详,恐胡公不及见也,以备行状之未备者也。又旧传垂裕录用公自述,以今传校之,始知后人所为,果非公手笔也。

按语中所说的“行状”、“ 越国公行状用宋胡伸追撰者”,指曾是北宋绍兴四年(1097)进士的宋代司业所著的《唐越国汪公行状》,该行状记叙汪王夫人只有一句话:“公娶钱氏,功臣九陇女也。”用一“娶”字,断定汪王正宫夫人为九陇之女钱氏。按语中所说的“旧传”即《垂裕录》,所说的“今传”即《小传》,现将两者全文引录如下:

垂裕录

吾少也孤,既壮有室。今汝母先丧,诸子满前,当务孝悌为先,知宗嫡为上,以嗣以续,以享以祀,其谨识之。汝母钱氏夫人,乃湖州长城人巢国公次女,讳任,生于仁寿元年辛酉八月丁酉九日庚申亥时,曾祖纯,祖文强,父九陇即巢国公也。夫人年二十二聘于室,武德六年癸末二月十三日戌亥时,双产二子建、,八年乙酉二月十一日辰时,钱氏生达;九月十三日亥时庞氏生广;九年丙戌十月十一日辰时稽氏生逊;贞观元年丁亥六月十九日亥时稽氏生逵;三年已丑十二月二十日戌时钱氏生爽;五年辛卯四月初八日酉时庞氏生俊;十九年乙巳四月十五日张氏生献。尝闻生事死葬当尽其礼,春秋祭祀当思其时,此人之职也。戒之念之无怠。

贞观二十二年戊申三月书

以上引自汪志琦主修,康熙四十七年编纂,道光二十六年补刊的歙邑《西溪汪氏家谱》第三卷八页,题名为《越国示训》,多数族谱引用它称为《越国公垂裕录》,有的引用它称为《垂裕遗言》。根据《垂裕录》,汪华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三月自述,自己有四位夫人,元配夫人或者说正宫夫人为巢国公九陇次女钱任。对正宫夫人九陇之女钱氏记述特别详细,超过一半篇幅,并详记了每个儿子的出生时间。有的版本称爽为庞氏所生。

 

公未贵时,配夫人钱氏讳英、端彦公之女,休宁黎阳乡敦睦里钱源人,生陈至德四年五月十七日丑时,卒义宁元年二月二日卯时,享年三十三,与公同葬云岚山,生三子建、璨、达。次稽氏讳圭,宗沆公之女,铙州白水乡山东里人,生隋开皇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亥时,卒贞观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子时,享年四十九岁,葬云岚山,生二子逵、逊。庞氏讳实,雱公之女,婺州大云乡安期里人,生隋开皇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丑时,卒唐公朔二年二月十一日酉时,享年七十,葬云岚山,生三子广、爽、俊。既贵,娶钱氏,讳任,巢国公九陇之女,湖州长城光化里人,生隋仁寿元年八月九日亥时,卒唐贞观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辰时,享年三十五,无子。张氏讳谨,燮公之女,蓬州伏虞人也,生贞观元年四月七日申时,卒义凤二年十月九日未时,享年五十一,葬云岚山,生一子献。

以上《小传》也引自汪志琦主修歙邑《西溪汪氏宗谱》卷之三的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小传》为第三人称他述,不知作者,不知写于何时,至少罗愿于宋谆熙二年(1175)作《新安志·祠庙》时还未出现。根据《小传》,夫人有五位,元配夫人或者说正宫夫人为黎阳端彦公之女钱英。

因此,若根据《垂裕录》,则必然断定汪王正宫夫人为九陇之女钱氏;若根据《小传》,则必然断定汪王正宫夫人为黎阳钱氏。由此推定,凡是断定元配夫人或正宫夫人为九陇之女钱氏的族谱、年谱和传,皆是赞同坚持《垂裕录》的观点;凡是断定元配夫人或正宫夫人为黎阳钱氏的族谱、年谱和传,皆是赞同坚持《小传》的观点。

按语中的“罗鄂州考实多辨其误”,指罗愿于宋乾道五年(1169)九月所作的《汪王庙考实》,该考实并设有多辨胡伸所作《唐越国汪公行状》之误,只是对“公娶钱氏,功臣九陇女也”这一陈述表示怀疑,罗愿的三点怀疑集中到一点,表述为一个可能命题:“计钱夫人之前,容有夫人逸其姓氏者。”并表示:“以其时考之当如是,不敢臆断也。”

二、评玄锡公按语之错

(一)玄锡公认为罗鄂州考实,多辨胡伸行状之误,凭此否定胡伸行状所载“公娶钱氏,唐右卫大将军巢国公九陇之女”。其实玄锡公未识罗鄂州的怀疑与断定。玄锡公(康熙之后因避“玄烨”之“玄”,称为元锡公)对罗鄂州的误解表现为两大方面。第一,罗鄂州在《汪王庙考实·夫人》中对“夫人钱氏,唐功臣九陇之女”的三点怀疑集中到一点只是提出了一个可能命题:“计钱夫人前,容有夫人逸其姓氏者”,罗愿所说的只是“容有”,即容许有,也许有,可能有,并非事实上已有,更非必然有。玄锡公把罗鄂州的这表述怀疑“容有”的可能命题,纂改为已有的实然命题,必有的必然命题,为《小传》在九陇之女钱妃之前,凭空生造出一个休宁黎阳钱氏夫人来,提供主要论据。这是对罗鄂州怀疑命题的严重纂改与曲解。第二,罗鄂州于宋乾道五年(1169)虽然对九陇之女钱氏夫人有怀疑,但是并不以怀疑为根据去进行臆断,而在六年后的宋谆熙二年(1175)作《新安志·祠庙》时,根据胡伸的《唐越国汪公行状》及传和宋孝宗乾道五年追封灵惠夫人诰,断定“夫人钱氏,唐左卫大将军九陇之女,乾道五年六月,追封灵惠夫人。”表现了严谨科学的态度。玄锡公只看到了罗鄂州怀疑的一面,并对罗鄂州的怀疑命题作了曲解,而没有看到罗鄂州作出断定的严谨科学的态度。这是对罗鄂州的最大曲解。凡支持赞同《小传》的汪氏裔孙学者或族谱编撰者,都要引用罗愿的怀疑作为主要论据,同时都犯有与玄锡公上述同样的错误,曲解了罗愿的怀疑命题,离开了罗愿严谨科学的态度。

(二)玄锡公凭《小传》“其载两娶钱氏及九子所出甚详”,就以今传《小传》校《垂裕录》,得出“始知《垂裕录》是后人所为,非公手笔也。”

第一,凭《小传》“其载两娶钱氏及九子所出甚详”这一理由,怎么就能推出《小传》是真实的可靠的,可以凭它去校《垂裕录》,断定《垂裕录》是后人所为,非公手笔?《小传》载两娶钱氏与九子所出“甚详”,与《小传》真实可靠之间毫无联系,犯了推不出的错误。

第二,如果《小传》“其载两娶钱氏及九子所出甚详”就能推出《小传》的真实可靠,那么记载正宫夫人九陇之女钱氏与九子所出更为详细、内容更为丰富的《垂裕录》就更为真实可靠。因为:(1)《小传》记元配夫人休宁黎阳钱氏虽然详细,但是远不如《垂裕录》记正宫夫人汝母钱氏巢国公次女详细,因为它不但记了钱任父亲巢国公有陇,而且还记了钱任祖父文强,而且还记了钱任曾祖纯。因此,从记正宫夫的详细程度上看,《垂裕录》所记更详细,因而更真实。(2)《小传》只是单纯地介绍了5位夫人和九子情况,内容单一;《垂裕录》不仅介绍了4位夫人和九子出生时间的详情,而且包含有深刻的家教训示内容,要求满前的诸子“当务孝悌为先,知宗嫡为上,以嗣以续,以享以祀,其谨识之”,内容更为丰富,充分体现了汪华以孝悌为先,以宗嫡为上的治家理念。从所记内容的丰富性上看,《垂裕录》比《小传》更详细、更可靠。既然玄锡公不能凭《垂裕录》所记更详细、内容更丰富而推定《垂裕录》更真实可靠,那么怎么又能凭《小传》所记“甚详”就能断定它真实可靠,并以它去否定《垂裕录》呢?凭《小传》所记夫人与九子“甚详”断定《小传》真实,而对元配夫人巢国公次女钱氏与九子所记“更详”、内容更丰富的《垂裕录》反而断定其虚假,这是玄锡公这一推定中所包含着的逻辑矛盾,必然导致玄锡公的这一推定不能成立。

(三)《小传》“甚详”暴露了它的虚假性,《垂裕录》“更详”显示了它的真实性。

《小传》记载黎阳钱氏、稽氏、庞氏、九陇之女钱氏、张氏这5位夫人的生死时间“甚详”,详到了出生哪年哪月哪日哪时,死亡时间哪年哪月哪日哪时。除了九陇之女钱氏出生时间是抄录《垂裕录》所记而真实之外,其他“甚详”的数据全部虚假。根据罗愿作于1175年的《新安志》,当时《小传》还没有出现,《小传》形成最早时间是在罗愿于宋淳熙二年(1175)作《新安志》之后。汪王薨于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从汪王逝世到罗愿作《新安志》已相隔520多年。距离汪王夫人生卒时间520多年以上,甚至600多年以上的《小传》作者,如何详知这些夫人的生卒年、月、日、时?难道作者已看到这些夫人出生的生辰八字和记录她们做古时间的祭祀簿?决无可能。除了造假编造,别无他法。因此,《小传》这方面的记载“甚详”,恰恰充分暴露了它的虚假性。

《垂裕录》所记“更详”有三个方面:第一,记载训示满前诸子“当孝悌为先,知宗嫡为上,以嗣以续,以享以祀,其谨识之”,显示了仁足以救生民之死的汪王以孝悌治家之理念。第二,记载元配正宫夫人九陇之女钱氏之详,显示汪王作为夫君对元配正宫夫人九陇之女钱氏家史的了解和尊重。第三,记载九个儿子出生时间,详到了出身于哪年哪月哪日哪时,这些正是每个儿子的生辰八字,显示了汪王作为父亲对儿子生辰八字的高度重视与熟悉掌握。以上三个方面“更详”的内容,展示了汪王作为以孝悌治家的仁者,尊重正宫夫人九陇之女钱氏的夫君,郑重记录儿子生辰八字以便长大后择偶婚配之用而有责任感的父亲这三者的真实身份,内在地证明了《垂裕录》确实为汪王自述的真实性,内在地显示了《垂裕录》不可能为他人所作,特别是不可能为后人所作,只能是为汪王本人所作的真实性,充分显示了《垂裕录》的真实性。

汪玄锡,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曾仕至户部右侍郎,卒赠户部尚书。曾为保护云岚山王墓出力建功。但是,他的错误按语,为《小传》流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要正本清源,恢复汪王夫人的历史真相,就必须肃清玄锡公按语的错误影响。

《垂裕录》是真实的,《小传》是虚假的。我们必须尊重汪王,相信汪王,用汪华自述的《垂裕录》去说明汪王夫人问题,确信汪王正宫夫人为九陇之女钱氏。